但是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委员赫泽高最近表示，由于经济危机，欧盟能否最终作出这一承诺，还有待政治家们抉择。
针对秸秆露天焚烧现象，发现一起，制止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地方政府应将秸秆综合利用所需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出台优惠政策，多方筹措资金，加大财政补贴、信贷优惠力度，积极鼓励农业、畜牧、环保等领域的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攻关。
要尽快制定秸秆禁烧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抓好秸秆禁烧的检查，积极开展执法培训，努力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水平，规范执法行为。要解决秸秆焚烧问题，为秸秆找出路是关键，只有让秸秆产生效益，才能遏制秸秆焚烧问题专家审查组认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专篇》在环境现状调查评价的基础上，识别了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评价了规划实施可能对区域生态环境以及主要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提出了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以及避免或减缓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由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承担完成的《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专篇》近日通过专家组审查。专篇内容较全面，评价方法基本合理，环境影响分析基本准确，提出的不良环境影响的预防或减缓对策基本可行，一致同意通过审查
由青海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承担完成的《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专篇》近日通过专家组审查。专篇内容较全面，评价方法基本合理，环境影响分析基本准确，提出的不良环境影响的预防或减缓对策基本可行，一致同意通过审查。对于北京市计划下一步请社会第三方——环保NGO对全市试点小区进行抽查，李波十分赞赏。
上周，李波应某国际组织的邀请，参观了法国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让一直关注垃圾分类的他收获颇丰。樱桃白说，芬兰垃圾回收箱有很多个，矿泉水瓶回收箱的回收口设计成瓶子的形状，其他垃圾无法投入，既简单明了地告知公众回收箱的用途，又避免了公众混合投放。北京地球村社区项目负责人李军铃:政府后续措施要跟上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同时，应该大力扶持资源回收产业，研发新的垃圾处理技术，推广成熟的资源回收技术，只有这样，前期的成果才能有出处。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以下简称北京地球村)社区项目负责人李军玲说。
尽管北京地球村在推广垃圾分类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挫折，李军玲还是对未来推进垃圾分类充满信心。如果政府缺少强制措施，缺乏一系列务实、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明确的时间表，垃圾分类极有可能是一句口号、一场‘秀。
结果报纸、纸箱、金属、饮料瓶被拾荒者悉数捡走，而塑料袋、各种食品包装拾荒者却不肯捡，原因是这些物品重量轻，不易收集，并且回收点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变卖不易。有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垃圾分类一定能做好。目前公众自觉进行垃圾分类，一些地方政府反而落在了后面，表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混合运输。但是垃圾分类的推广中，依然僵在半途:一边是地方政府高调推进。
在这情况下，上马多大处理能力的垃圾焚烧项目，并没有相关数据进行佐证，地方政府急于上马垃圾焚烧项目，极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近年来，北京市先后推出600多个垃圾分类居住小区、社会单位试点。政府仅仅凭借一些简单的措施是无法实现垃圾分类的，应该调整思路，制定一些人性化的措施。在总结垃圾分类的现状后，李波说，城市资源回收体系不能仅依靠拾荒者，他们不回收的物品并不表示没有可回收利用的价值，垃圾回收产业链的不完善，让各种垃圾经过分类后很难进入不同的资源回收产业中。
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混在一起，为后端的回收利用增添了难度。作为为数不多长期做到垃圾分类的试点，前来大乘社区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黄小山希望，政府尽快全面启动垃圾分类工作，客观发布相关数据，消除公众对上马垃圾焚烧项目的抵触情绪，树立公众垃圾分类的信心和决心。在法国，学校和公众团体开展环境教育活动，可以到政府的相关部门申请经费。
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董金狮认为，地方政府是城市的规划处理者，应负责从前端分类到末端处理的全过程，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3部委联合下发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通知，《指南》对垃圾卫生填埋场、焚烧厂等建设、运作等标准一一进行明确。今年3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江外江《垃圾焚烧和环保》论坛分外热闹，热心环保的业主樱桃白、巴索风云等网友，将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推广指南及绿色家庭倡议书放到几大楼盘论坛上后，不断有业主跟帖回应，要求参与垃圾分类。希望本期推出的垃圾分类专版，能够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平台，共同推动垃圾分类的开展。在日常工作中，家委会的工作人员有一半以上精力都花在了垃圾分类上，26个楼门长都是本社区六七十岁的老人，通过入户宣传，有力地引导了居民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于地方政府与公众在垃圾焚烧上的意见对峙，黄小山称，这很像日本和欧美国家30年前的状况。
在垃圾分类中，家委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何不让垃圾减量与垃圾分类沦为过眼烟云式的环保秀，地方政府在推广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承担哪些责任？公众有着很多想法和建议。
以黄小山为代表的居民表现出失望的情绪。采访时，李军玲展示了一些用废旧物品做的生活用品，如用废旧利乐包做的围裙、菜篮子和手提袋，既美观又实用，这些都是上海绿主妇环境保护联合会的绿主妇们收集废旧利乐包手工缝制出来的。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曾经在家做过一个垃圾分类的实验。公众在垃圾分类的过程中会遇到哪些困难？政府应该制定哪些政策来保障垃圾分类的顺利实施？环保NGO如何助推垃圾分类开展，作为推广垃圾分类的环保NGO——自然之友一直将这些问题作为思考和实践的重要内容。
政府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公众却不积极，与环保NGO在公众教育的过程中遇到的尴尬是一样的。此外，政府还可以尝试垃圾计量收费制度，从垃圾产生的源头进行减量。他说，但是日本和欧美国家的政府尊重公众的知情权，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达成一致意见。政府规定垃圾焚烧企业每天至少要接待两个以上公众团体参观，企业每接待一个公众团体就可从政府得到400欧元的补贴。
她希望政府能开展一些公众开放日活动，或者是评选活动，对参与者有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资金补贴，以此鼓励公众参与环保活动的热情。他认为，这种涉及多个部门的政策措施要有协调程序和问责制度。
2009年以来，全国发生了6起垃圾焚烧引起的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定点投放对公众的约束力相对较小，存在着混合投放现象。
樱桃白还分析了垃圾分类后的上门收取、定点投放两种收集形式对公众产生的约束力。他说，从这里可以看出，北京市政府推广垃圾分类的信心和决心。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崔湘文提起上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调研垃圾分类试点和垃圾处理场时提出的打一场垃圾减量垃圾分类的人民战争的号召，仍十分激动。受此影响，小区内垃圾分类也变得差强人意。董金狮认为，地方政府应根据垃圾的种类设置固定场所处理，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应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适时进行调整。地方政府应该大力推广垃圾分类，同时可以秉着公益的态度，建立一个资源回收工业园区，完善资源回收产业链。
居民不知道该如何分类是分类难以实现的另一原因。垃圾若不分类，不论后续如何处理，都将带来严重的污染。
在分析各种原因后，垃圾分类小组发现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很重要。这份文件的下发，引起了阿苏卫垃圾焚烧场周边居民的热议，他们在多个网站发帖，同时有近百人回帖。
文件明确，让居民尽可能实行垃圾分类回收，不做强制性要求。据樱桃白介绍，在垃圾分类较为成功的英国，政府曾用6个月的时间在各种媒体上进行宣传，在宣传教育到位后，公众没有任何借口不做分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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